风流一代【HD】

貝聿銘看不懂沃爾瑪前方的玻璃金字塔，

香奈兒迷失在百貨大樓的門簾外，

聽著青春鏗鏗踩在秀場外鬆動的木板上，

席琳狄翁踉趄著舞步衝出那個木板搭建的歌舞廳，

高達在監視鏡頭的圖像對準黃綠的蔬果時眩暈著嘔吐，

CNN用心雕刻的宇宙人在馬斯克的時代耳畔依然是新聞聯播的美妙前奏，

笨拙的科長用心拾起已經生霉的母帶找尋前緒。

跳躍的時代，

疑問的時代，

勞累的時代，

懵懂並寬容的時代，

隨著歌廳按摩屋被碾成的碎石，

隨著游船和上漲水面上耀目的碎光，

結束了，

死亡了，

無法被超渡。

釋迦牟尼天父天子天靈以及觀音聖母或者老子及其他，

都顧不及禱告者的身體健康抑或他們的咒罵。

一千年前的巫峽正如一千年前的晉中，

乾燥和濕潤的煙雲中映射永遠顛倒的故事，

蒸發的是時間和靈魂，

倒退的也是時間和靈魂。

這土地上的人從奉節到灣區，

無言地搵生搵死，

祇想將這軀殼祭向那片記憶，

而那靈魂已遺失在棉簽和二維碼的縝密交織中。

超渡。

贾樟柯新作《风流一代》，是特别主旋律的一部电影。

首先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践行了最为环保的拍片原则，那就是：不拍。全片将拍其它电影时多出来的素材、花絮与照片，剪到一起，变成了一部新电影——风格的统一性，全部靠叠化来模糊，只要从头叠化到底，任何互不相关的镜头，都可以别有意味地连接在一起；实在连不起来的地方，谢天谢地，默片在两个镜头之间黑屏出对话的方法，解决了叠化解决不了的割裂感。当然还有第三招，那就是用一首又一首的旧时代金曲刺激观众，让观众在产生视觉困惑时被听觉困惑缠住：这首很耳熟的KTV曲子是谁唱的来着？这种视听交相救场的方式，跟拔牙是一个道理——牙医用针扎你的屁股，让你以为牙根在屁股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嘴里的牙就被拔掉了，而且似乎没感觉到疼。

不光生产方式，影片讲的故事也非常环保：没有故事。或者说故事跟贾樟柯前面那几部电影的故事一模一样：大同——三峡——大同。因为素材都是前几部电影里剩下来的，所以也难以构建别的故事。

时间线、时代背景要么靠广播，要么靠电视新闻。KTV里唱一唱，迪厅里面跳一跳，破旧的大巴车上坐一坐，船上坐一坐，然后，倒着再来一遍，船上坐一坐，破旧的大巴车上坐一坐，迪厅里面转一转（不跳了），KTV里面看一看（不唱了），基本就结束了。对时代变迁的理解，贾樟柯和二十年前一样，就是去趟三峡，给主人公沾染点怅然若失的情绪，就心满意足了。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导演！

贾樟柯的主旋律还表现在影片特别具有人民性。一般导演，越到晚年，镜头越独裁（老辣、准确、洗练到不存在第二种用镜方式），但贾樟柯不一样，他非常尊重观众，镜头里有啥你看啥，拍到啥就是啥，跟农贸市场一样，主打一个“来都来了，你就随便瞅瞅”。这种电影思想，应该是启发了各种各样的探店视频。

“风流”在哪里，“一代”在哪里，别较真。电影，就是一个当我是主旋律时，你得是禅宗，我大张旗鼓，你看破不说破，互相方便罢了。菩萨都叫观自在，我点个披萨怎么了。

时隔6年后贾樟柯导演携《风流一代》重回戛纳，第六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是本届主竞赛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贾樟柯利用2001-2022年自己拍过的影像素材，横跨22年之久，回溯重构了从《任逍遥》起始的创作脉络。

正如克劳考尔曾言：“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提示我们周围的世界。”贾樟柯透过《风流一代》沉默得再现了纪录了历史洪流中他所感知到的某种真实。

同样是聚焦于“时间”“变迁”，正因为影片的拍摄形式，制作概念的全新角度，让观众对于贾樟柯电影有了全新的感受。不同于密集台词营造的冲突感，电影通过超长时间跨度的新旧影像，持续记录时代的变化，并巧妙融合承载时代记忆的、风格化的音乐，将摇滚精神贯穿影片创作。

《风流一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观众“讲故事”，而是让观众“戴上VR眼镜”，通过贾樟柯的“眼睛”沉浸式的旁观这对普通人的半生，以及中国飞速更迭的20年。

戛纳电影节期间，抛开书本有幸采访了贾樟柯导演，从简短的访谈，以及媒体发布会上的发言里，我们将一起感受贾樟柯的新电影宇宙。

采访：忠泽、陈磕碜

整理/编辑：许珂

视频剪辑：嘻璇

音频剪辑：猴听听

排版：妖妖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抛开书本X

贾樟柯

《风流一代》戛纳采访

Q：抛开书本：

贾导好，想问一个关于您和赵涛老师合作方式的问题。之前在《江湖儿女》的洛杉矶映后，您讲到，您是拿着本子去请示赵涛老师说，这是一个有些犯罪元素的角色，看她有没有兴趣演，她后来跟您说，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可以演。她也承担了很多关于这个角色塑造的具体内容，比如横跨二十年的皮肤材质、妆发。

所以想问一下，在这次《风流一代》，您和赵涛老师是怎么达成合作的？是拿着本子，还是说先有了之前拍摄的一些素材？

A ：贾樟柯：

这一次是拿着粗剪加本子。因为我们前面没有本子，前面完全是在素材里形成叙事的。

珠海之前的部分，真的就是剪好之后，我们拿着这个粗剪，再拿着22年当代部分的剧本给她看。当然她也无法推脱，因为前面2/3都是她演的，后面不可能换人了（笑），那也没什么可商量的，最后就完成这个电影

Q：抛开书本：

刚刚看这部影片的首映，可能没法理解这个影片中，女性角色刚开始放弃自己的生活去追寻男人，类似于工具化的角色，就像您前面所说的，是在浪潮中被困住的人。

那您觉得，这还是中国大多数女性的困境吗？她最后又是怎样的内心转变？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角色设定的？

A：贾樟柯：

波伏娃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她说，没有天生的女性，女性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认定。就这个电影而言，它是一个有二十年跨度的电影，其中的女性也不是天生有女性意识，她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获得了女性意识。

所以我觉得她的变化，从一个依赖感情的人，然后被伤害，到寻找感情，到断然分开，再到我们可以想象，她人到中年以后，或许就变成一个人生活，她可能都不需要男女关系了，甚至我觉得她会花心等等，都有可能。

当然这不是电影交代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说，呈现女性成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让我特别着迷的事情。

反过来说，我们拍得杂七杂八的方向可以剪成很多不同的电影，在这么多的素材里，为什么就觉得赵涛饰演的巧巧，那么吸引我们剪下去？从她的外表、从我们拍摄的不同阶段的情景和剧情里，能看到她变得越来越强悍，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本人慢慢理解女性的一个过程。在这样大的一个时间跨度下，巧巧便有这样的一个成长与转变的过程。

《风流一代》

戛纳发布会

追溯《风流一代》的缘起，贾樟柯说道：“最早是2001年就在制作一部影片，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因为那时数码摄影机刚刚出现。我们想带着这台摄影机，去到中国我喜欢的城市进行拍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漫无目的的拍摄，延续了很多年，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这个过程中，除了记录的段落，也会带着演员们拍一些情节性、故事性的部分，但它非常散乱，因为它就是一种即兴的、随意的拍摄。

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到疫情期间，突然想观看这些素材、剪辑一部电影，慢慢在剪辑的过程中，形成了现在这个电影，叫《风流一代》。

赵涛在《风流一代》中饰演巧巧。当被问及巧巧的角色塑造时，赵涛说，在刚开始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并不太清楚她要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看到剧本、跟导演交流之后，她了解到，她在《风流一代》里面饰演的巧巧，是被设置为一个超市里面给水果称重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特别想拍出人物的一种生命的落差感。”赵涛说道。所以当她了解了导演的一些想法，在超市体验了生活后，就能特别感受到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

赵涛认为，正如此部影片的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一样，为潮水所困，《风流一代》里面的巧巧，就是一个被困住的人，第一是她为丰富的物资所围困，第二就是她被不同的人、顾客一直包围着。巧巧的生活比较艰辛，但是因为疫情，对于工作还是非常珍惜的，所以这一次她饰演的巧巧，总体来说是一个被困住的人物。

今年，贾樟柯第六次以导演身份入围戛纳电影的主竞赛单元，同时以演员身份，在管虎导演的《狗阵》中饰演角色，这部影片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

当被问及对自身双重身份的体验，贾樟柯导演说道：

“我很荣幸参与了管虎导演的《狗阵》的拍摄工作。我不是一个专业演员，虽然我是一个导演，但表演确实不在行，但是最近几年，很多导演朋友有一些不重要的角色会邀请我去演，我也很乐意，因为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电影这个工作，从演员的角度去感受制作过程的快乐。

我也参与了管虎导演在影片之前的一些行程跟仪式，以演员的身份也有机会观察，一个导演带着作品来到电影节，要跟第一批观众见面的那样一种兴奋和忐忑。反过来，我（作为导演）也要接受第一批观众的检验，这种感受混合在一起，让我觉得非常有仪式感。

特别是这两部影片，都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我们的整个制作都耗时很长，因为拍摄、制作都不是那么方便，经过好几年，疫情也过去了，我们也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带着影片回到国际视野，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还是需要通过电影分享给更多人。”

《风流一代》的素材，具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贾樟柯表示，这些影片最早的素材，都是记录在磁带（tape）上。那时候虽然是数码，但是它还是储存在磁带上，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从处理早期影像开始的，他们把这些影像从磁带转到硬盘，这一过程中，制片部门克服了很多技术性的难题。因为这些素材积累了很多年，所以到观看的时候，更是一段段尘封的记忆。

贾樟柯讲述了他的几个具体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恍如隔世。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二十年，但是很多已经遗忘了，再看的时候，它激活了你对那个时候的记忆，恍如隔世，物是人非。第二个印象，我觉得人的形象变化很大。

2000 年初，其实数码摄影也不成熟，我们拍摄的也是一个即将变革的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的开始，也没有成型，媒介与当时人的状态，完美地融合到一起，我自己就会觉得，2000 年之初的中国，特别适合数码去表现，它充满了能量和一种莫名的激情，大家都懵懂地憧憬着，向往未来。这样一种社会情绪，与数码这个影像本身就契合了。

至于剪辑，它就像盖房子一样。怎么去选择（素材）呢？在盖的过程中，你觉得这儿需要这块砖，那儿需要那片瓦，就在我们海量的素材里找来找去，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感性的工作，因为除了要考虑叙事之外，还要考虑视觉的元素、声音的元素，很多都是同时的判断，而这个判断，主要是感性的判断。确实是一砖一瓦，拎来拎去，剪了三年，把它完成了。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影评说，这有点像织毛衣，我觉得说得很对，确实有点像织毛衣，是手工做出来的。”

贾樟柯的作品中，《江湖儿女》和新作《风流一代》的结尾呈现相似的情节，但巧巧的情感态度与情感张力并不同。在媒体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问，赵涛表示，贾导很喜欢让他电影当中的人物都叫作巧巧，她也很习惯，但从创作层面来说，每一个“巧巧”都是不同的。

赵涛说道：“《江湖儿女》里面的巧巧，她的人物设定非常明确，她是一个所谓的黑帮老大的女人，所以她是非常有活力、有冲劲、有爱、有恨、有仗义的女性。而到了《风流一代》里面的巧巧，特别是结尾的时候，我觉得结尾的那一声呐喊，实际上是把《风流一代》里面巧巧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情感释放出来了。

这个人物在电影当中，一直没有说话，但不代表她没有话讲，而是她不愿意去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我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最后那一声呐喊，不光是对于巧巧，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想释放的一个声音。”

作为团队中很年轻的工作人员，万佳欢表示，对她来说，这一次的剧本工作特别特殊，整个项目是从影像开始的，所以剧本工作其实也是从影像开始的。“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我们跟贾导一起，看了差不多 1000 小时的素材，这并不是很标准的剧本创作流程。我们的素材本身非常丰富，非常庞杂，我们要从里面找出这个叙事的线索。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贾导想要完成一个怎么样的影片，然后我就问了他，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呢？

他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他说他想做一个故事片，并且想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片，人物的生命线索可能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呈现的方法，包括最重要的视听语言、结构，都需要是崭新的。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可能要用反类型化叙事的方式，来做一个新的叙事创作。”

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里，万佳欢与团队成员梳理出来人物的命运线索，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确定了线性的叙事结构。这个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方法，但在一开始，他们就特别坚定这个结构。

万佳欢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看素材的整个过程，就是时间线性的。这让我们非常感慨，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会变化成这样，一个社会会变化成这样。第二个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尝试采用一种闪回的、回忆式的、美国往事式的结构，如果说采用那种结构，可能会增加怀旧感。但是我们会觉得，它削弱了这个剧本、这个电影本身的纪实的力量感。

前 2/3 的影片，其实是在剪辑台上完成的，后来的剧本创作，就是在反复地观看前剪辑段落的基础上，带有一点忐忑地写 2022 年的两位中心人物的命运。但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前提，要保证影片叙事的整体性，我们觉得最后做得还不错。这就是整个剧本的创作过程。”

发布会最后，贾樟柯表示，寻找新的电影方法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简单创新的问题，是一个表达准确性的问题，因为社会新的变化、人类新的情况，它必然要求我们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去表现它，最新的人类状况，用老的电影语言可能往往是表达不准确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新的感受一定会带来我们对于新的形式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才去找新的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驱力之下，我们会不断地打破成规，即使制作的是观众不太习惯的电影，但是你触及到了一种新的方法之后，很快观众就会习惯。

所以这样的电影，它需要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语言。"

贾樟柯将万青和五条人融进乡民图景、启用年轻剪辑师、将自己的人文关怀藏在人机对话，都是他的自我更迭和改造的体现。 他将女性作为一个政治、历史、文化的汇合点，一个“脆弱”又“坚强”的载体，在抽离她的声音之后，贾樟柯也失去了回声，女性和所谓的时代话语碰撞的时候，赵涛的反应就是“木”，以及雨中某个意味并不深长且诡异的笑，以至于到最后口罩覆盖住表情，机器人都只能将赵涛解读为：“对不起，我看不清你的表情”。多个似曾相识的情绪高峰的场面被镜头截断，避免了直接的情感冲突，但是贾樟柯又无数次暗示了情感的存在，so close yet so far，情感顺着某种流逝的河水、某班列车和记忆叠化在一起，看得出来时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痕迹在贾樟柯身上显形。不过，最后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情绪语法的人可能早已死去，剩下来的仿作就只能无数次挪用修正记忆，改造文明话语，试图填补英雄时代逝去后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