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第13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小人物，反崇高，消解苦难，黑色幽默，刘恒塑造的张大民必将成为经典，因为他既是无数小老百姓的缩影，也是国人在时代逡巡中的生存解药。

九十年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企业转型、住房改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这种时代背景中，改革的阵痛与投机的暴富左右着中国人的命运，难怪王朔在《顽主》中说“没事别老瞎折腾，个人的幸福依赖社会的进步。”

张大民一家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块拼图。我们来看看这一家的生活：张大民的父亲被锅炉爆炸的开水烫死、自己和媳妇李云芳小心翼翼的攒着每一分钱，只能住“带树的房子”，却总是心疼的把钱花出去、弟弟三民被媳妇带了绿帽子，变成行尸走肉、妹妹四民最后得了白血病，死在了分房前、老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无数的苦难和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然而张大民并没有变成“流氓无产者”，相反地，他运用着“阿Q精神”表现出来对生活的归顺与乐观。

刘恒的这种反启蒙立场，与人们印象中对阿Q的批判是不同的，作者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一个侧面——让人活着下去的动力。这是一种民间智慧，这种智慧让张大民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即使在旁观者眼中是一种偌大的悲哀。

如今，物质丰富，科技发达，幸福成了标语和口号，同样成为了人渴望追求的奢侈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丧失了感知幸福的能力呢？

文章最后，张大民带着全家一起爬香山。

儿子问“爸，人为什么会死呢？”

“我也不太懂，问你妈。”

“有的时候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了。真的，不信问你爸。“

“爸，人活着没意思怎么办。”

“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

“爸，为什么？”

“给你打个比方，有人枪毙你，你再死。只要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愿天才张小树以后挣大钱，愿天下所有的张大民都幸福。

原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结合“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市场经济话语加持下，形成了重要的文学潮流。然而，1990年代小说的世俗化问题，联结着个人的觉醒，与“底层话语”有纠葛，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深深制约。站在今天的视角，重读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能有效地观察到，转型期社会面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及心理结构，以及当代文学应对世俗化的叙事策略。这些意识至今仍在影响小说创作，乃至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乃是启蒙叙事在现代性市场经济发育下的必然结果。1980年代新启蒙的一大缺陷就是，吹响人性解放号角的同时，道德化、伦理化倾向仍十分严重。阶级英雄变成知识英雄，人类的欲望，特别是世俗化欲望，依然是“原罪”，如张炜《古船》，隋抱朴有深刻的思想，但面对爱情与欲望，只能躲在磨坊苦读《共产党宣言》。张贤亮《绿化树》系列小说，性欲只能成为男性主体的矛盾心理的调节器，最终以“女性牺牲”情节，作为男权神话仪式的祭品。1990年代世俗化小说，普通人的欲望、生死与爱恨、幻想与友谊，都在一个更为平和的艺术世界中展开。作家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却又平凡随意的人物。1980年代对“大写的人”的呼唤，终于在小说实践上成为对“个体的人”主体性的塑造。无论爱情、友情、亲情、同情心、尊严、梦想、牺牲精神，还是性欲、自卑、仇恨、冷漠、权欲、贪婪、变态，都从抽象概念还原为客观冷静地描述。这些“普通人”，既不是改革英雄，也不是先锋小说中的抽象人性恶的化身，而是立体复杂的“真实”的人。

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世俗化始终是现代性标准之一。启蒙学说兴起过程中，对世俗化的呼唤，对人性欲望的肯定，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摆脱宗教桎梏，实现人类自我主体性。西方词源学上的世俗化，首先被作为“教会财产被国家没收”“有教职的人回归社会”“异教化”“非基督化”等宗教社会学的概念来使用的。[1]世俗化逐渐与现代化、启蒙联系在一起。霍布斯认为，人类核心事实就是“人具有致死不止的追求权力的躁动不安的欲望”。新教伦理也认为创造财富，在尘世建立功业，恰是灵魂得到拯救，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创造财富便是荣耀上帝[2]。甚至有学者认为，“全部人类唯一真正普遍共有的价值观，都是纯功利性的——食物、住居、物欲的满足、财富与权力”。[3]西方将启蒙世俗化和个性解放结合，出现了《巨人传》《十日谈》《鲁滨逊漂流记》等大量鼓吹凡人幸福、追求财富和自由的小说。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耻谈功利、崇尚道德”的习惯，而自“五四”以来，我们接受的启蒙思想，主要来自卢梭、罗伯斯庇尔的激进集体主义的启蒙，而不是伏尔泰、伯克、潘恩、霍布斯等鼓吹凡人幸福，特别是“物质幸福”的启蒙。这也导致了中国世俗化发育的滞后。

1990年代，经济改革深入发展，为中国小说摆脱道德化干扰，解放人的欲望，提供了一定条件。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大跨度发展，加快了中国世俗化的过程，这都为小说的世俗化倾向，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使世俗个体书写成了“没有抱负”的欲望书写。西方世俗化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神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则与王权、现代国家民族意识相联系，并在精神领域保留宗教的一席之地。然而，中国1990年代的世俗化，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宗教，而是现代世俗政治主体的“自我神圣化”。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化过程，虽通过“祛魅”，一定程度消解了政治的神学意义，但对个体欲望的肯定，恰是在政治威权之下被定义的，始终无法将启蒙批判与世俗化相结合。这也使得世俗化虽然解放了欲望，却使欲望与精神对立，消解了世俗化对于政治的重塑作用。

“没有抱负”的世俗书写，也是由文学的尴尬地位所决定的。如马克思所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当代经济领域，文学与启蒙、世俗政权、经济体之间的蜜月关系已不在。经济权力不仅建构出高雅和通俗的文学二元区隔，以经济资本宏观调控从外部左右文学场的生产；而且，还通过代理人，即大众媒介浸入文学场内部，通过将受制于市场的通俗文学的成功模式设定为普遍原则，僭越文学场合法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权力对文学的谋杀，其成功之处在于文学的死亡看上去不是他杀，而是自杀。”[5]中国文化场域中，市场经济的发育，本身受到诸多限制，市场经济在价值选择上的暧昧性，削弱了其个体性诉求，也让其日益显示出“市场专制主义”（弗朗西斯•福山语）的伪宏大叙事。这种世俗化的伤害，在新世纪变得更为明显（如余华的小说《兄弟》）。1990年代至今，失去个性解放理念的支持，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很多低俗化、崇拜权力和资本专制的倾向。而主旋律文艺将世俗化、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结合的策略，也变得更为成熟稳固。

二

刘恒曾在1980年代以《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力气》《狼窝》等描写农民严酷生活的小说而闻名。《虚证》《苍河白日梦》《白涡》则在日常生活与中国历史的粗砺中展开严峻理性的批判。有论者指出，刘恒的作品，有悲天悯人精神。其悲悯精神体现在社会性悲剧、文化性悲剧、性格心理性悲剧、存在本体性悲剧等层面上。“直面惨淡人生”使刘恒的小说获得了独特精神价值。[6]也有论者认为，刘恒小说是对人的生存基本欲望的极端性探询。[7]然而，到1990年代初《苍河白日梦》[8]，刘恒似乎陷入一个理性陷阱，那就是巨大的批判焦虑、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绝望，并没有取得深度胜利，反而加深了其内心的虚无，小说中曹光汉对乡土中国的改造和革命激情，最终被消解为一场无聊的通奸闹剧。

1990年代中后期，刘恒的小说也面临转型，他的小说，如《哀伤自行车》《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消除启蒙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理性压力感，整体理性启蒙目光“下移”，放弃内省的隐含叙事者职责，注重发挥《狗日的粮食》中那种“苦难的幽默”，回归传统故事，以更平等的目光，凸现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彰显其伦理道德力量，倔强而又有些笨拙的自尊、以及在苦难面前坚韧的生存智慧。[9]特别是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0]中，刘恒试图通过这些小人物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悬置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更为具像地、个体化地塑造“人”的形象，增加对人性深度和人性意义的反思。工人形象的重构，是该小说的一个特点。革命主体红色工人、建设主体产业工人形象已经退却，刘恒更关注工人的日常生活，将之还原为在卑微中挣扎的市民小人物。而在作家设计中，《苍河白日梦》里，知识分子曹光汉的绝望悲剧感，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不见了，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虚荣、无耻，且面目模糊的技术员形象，承担着张大民“对手”的叙事功能，背叛了和云芳的爱情，远走美国。另一个知识分子五民，则是市民的“叛徒”。作家凸显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在叙事眼光和叙事视角上，作家都力图靠近主人公“张大民”。

张大民从出身、长相、智慧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凡人。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兄弟姐妹多，生长在拥挤的大杂院，长大以后也是普通工人。他长相粗矮：“穿着鞋84公斤，比老婆沉50斤，比儿子沉40斤，等于多了半扇儿猪。再到街上走走，矮的在高的旁边慢慢往前滚，看不着腿，基本上就是一个球了。”他的智商一般，学习也一般：“不聪明也没耽误高考，那是七十年代的事了。语文47分。数学9分，历史44分。地理63分。政治78分。张大民感到骄傲。”张大民唯一不平凡的地方，就是“贫嘴”。我们可以将这种话语“过量”，表征为内在焦虑的“补偿式”心理。正如霍妮所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这就是，一，把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11]张大民的人生焦虑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死亡恐惧，二是性欲，三是物质生存，四是伦理认同，五是自我价值认同。张大民对贫嘴的执着，首先源自童年对死亡的创伤性记忆：“那时候张大民不爱说话，死淘死淘的。看着父亲像氽丸子一样的脑袋，灵魂突变，变成了粘粘糊糊的人。话也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等到去保温瓶厂接班，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耍贫嘴的人了。不变的是身高。锅炉爆炸以前是1米61，一炸就愣住了，再也不长了。”与遭遇相似变得沉默寡言的人相反，大民在突如其来的家庭惨剧中，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这也是自我保护性心理机制。张大民幼年目睹父亲突如其来的死亡，作为一个没有成熟理性的孩子，他不能克服这一恐惧，为了克服突发性心理焦虑，张大民没有选择回避、麻醉、将焦虑合理化，而是选择了“否认焦虑”的方式，即通过“溢出性语言”，表达乐观情绪。语言，本属于人类掌握、支配世界的抽象方式，而语言对世界的控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禁忌性语言的区隔作用，获得现实的文化权力，如古代巫卜使用咒语；另一种是高级宏大化的书面语对口语化语言的压制，进而形成阶层化的文化权力，如中国古代文言文与记载市井俚语的小说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语言对世界的控制，还能以“假定性”的方式进行，即溢出性语言，或者说过量性语言，这常见于焦虑性精神病患者的身上。战胜沉默，就是战胜死亡，战胜世界，进而实现对自我的“超克”。这种心理机制，推广而入社会，则是一种弱者的心理自我保护的哲学。

这种心理机制，在张大民成年后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地被暗示、强化，成为张大民的主导人格。在某种意义上，张大民不是真正的理性主体，而是一个永远被定格于“儿童心理期”的成人。死亡成为童年张大民心理上最深刻的焦虑痕迹，进而将这种用来否定焦虑的，表面上乐观积极的“贫嘴”，扩大到所有人生策略上。性欲层面，贫嘴，让张大民最终以“幽默”战胜自卑，成功获得云芳的爱情，并奚落了昔日情敌；物质生存层面，贫嘴，让张大民修起街边房，解决一家人温饱和就业问题，克服下岗困扰，重树生活勇气；伦理层面，张大民成为热情、幽默、厚道，尊老爱幼的住家男人，震慑了山西妹夫的气焰，用亲情凝聚了全家人的心；自我认同方面，贫嘴，则不断让张大民以良民版的“阿Q”心理，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寻找合理性。他自轻自贱，善于在矛盾斗争中保护自己、谋求利益；他游走在意识形态边缘，却从不过界；他总能在传统伦理中为自己谋得话语权；他以自贬的方式获得自尊和勇气，以貌似游戏的滑稽话语，化解人生无处不在的沉痛。

三

张大民的贫嘴话语主要包括几种，一是传统伦理话语，二是革命话语，三是市井俚语，四是书面雅语，五是流行用语。他的话语力量，就在于杂糅几种话语风格，在亦庄亦谐的幽默语言中，达到与客体的沟通与和谐，进而取得胜利。伦理话语让他取得情理的说服力，这也是他最大的仰仗。革命话语显示权威和力量，市井俚语和流行文化语加强话语的沟通性，书面雅语则用于维护他在官方和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尊。它的效果又可分为几种，一种是调节他人情绪，给别人带来快乐；一种是自嘲、自贱，获得心理平衡；还有一种是与别人交涉、通过话语战胜或说服对手。比如，张大民智斗出国的技术员、说服云芳放弃初恋、推销保温瓶等情节。话语就是张大民最大的生存智慧与生存策略，即便是不断重复，彼此互相抵牾消解，也有种幽默感，以达到人际最佳和谐状态。

刘恒放大了语言的作用，不仅在叙事设计上刻意为之，并为其包裹上伦理的光环。“贫嘴”的力量，就在于通过超过日常交流话语的语言数量、容量和速度，展现出一种语言说服力，既不专横、又不苟且，而是一种自信、亲切、幽默，含混而暧昧，经常包含各种错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是几分油滑。这种对底层人民“声音的凸现”，我们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也会发现。刘恒还刻意为我们留下很多贫嘴的“败绩”，如大民的下岗、被迫拆迁、大妹的出走、二妹的死亡、母亲的痴呆、家庭的困窘。然而，这些叙事挫折，往往成为“贫嘴”功能的反证，不但形成叙事的下一步推动力，且成为主人公精神胜利的验证者。不仅没有带来沉重悲剧性，反而在情节设计上推波助澜，强化贫嘴的乐观、幽默的喜剧性伦理力量。“贫嘴”既成了张大民的情绪调节器，也成了作家刘恒通过调节小说叙事速度，向传统叙事方法回归的小说观念转型的路径。而情节特征上，则如古丝塔夫•弗赖塔格所创作的倒“V”形结构[12]，推动其发展的不是人物行动、人物心理，而是人物语言。在故事由“匮乏－改善－满足－衰退”的回路过程中，“衰退”的环节被弱化了，甚至是被忽略了，在俗世个体生命丰盈的自足性面前，“匮乏”所导致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感削弱，而道德自为性增加。小说最后一个细节非常具有象征性。当张大民背着母亲，在山顶与妻儿汇合，俯视那个他们生活的城市：“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张小树雀跃着在林火中引路，红叶如一片血海。张大民背起白发苍苍的母亲，由李云芳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搀护着，缓缓向山下走去。母亲朝着迷茫的远方再一次重复了两个字——锅炉！他们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这一幕类似电影特写镜头的场景中，通过对阶级英雄的“戏仿”，母亲对父亲的死亡回忆、未来的生活重担、妻儿的期盼，都被张大民踩在脚下。坚强的“张大民们”，既信守传统伦理，又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警惕；既不乏面对困难的灵活性，又拒绝知识分子的高雅拯救。他们不再是老舍笔下批判与悲悯的对象，而是支撑起全家人希望的“男性”，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忍辱负重的卑微英雄，一个有价值自足性的“主体”。

然而，这种文化人格无疑有着更深刻的文学社会学含义。张大民所展示的，正是1990年代初期物质相对匮乏情况下的普通市民“活着”哲学。一方面，刘恒通过世俗性反思个体叙事，跳出集体启蒙怪圈，找到了新的表述合法性，真实反映出转型期普通民众的物质苦难；另一方面，反讽的理性力量、深刻严峻的现实批判、平民视角对意识形态的控诉，却都被消解于温情脉脉的世俗性伦理情感中，成为苦涩的幽默、无害的牢骚。这种“含泪的笑声”，可以让人忘记现实烦恼，取得心理优越感，并在自我削平的叙事价值选择面前，轻松实现自我认同。同时，这种世俗理性的个体反思，虽看起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都具有一定客观的距离，“貌似”具有价值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还是以伦理道德为心理基础，而对物质匮乏的忍耐、对非正义压迫的妥协，对精神生活的鄙夷，都让张大民们只能成为优秀的顺民、智慧的弱者，永远无法真正解放“世俗欲望”，成为市井中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对财富和欲望充满无限进取精神的“葛朗台”，成为真正具有世俗理性的强者主体。

更令人深思的是，从心理学角度，张大民的“过量性”语言，也是一种固执专断，缺乏理性反思的心理防御机制。张大民的“贫嘴”，也可能变为顽固的、缺乏理性的“一贯正确”心理。对此，霍妮也指出：“它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与表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言之，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要求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造成的。”[13]无论遇到怎样的生活打击，张大民们都强制要求自己乐观坚强，而厂长大批购买大民的暖瓶、云芳拒绝旧情人钱财等情节，也因此显出苍白无力的虚假性，进一步消解了小说的悲剧深度。

四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被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和电视剧，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两个版本更加突显了“幽默”色彩与“苦难与温情”的伦理主题，而小说中蕴含的城市贫民的物质贫困、下岗的冲击等现实问题，则进一步被淡化了。该小说的世俗化书写模式，既不同于欲望叙事写作，也不同于池莉的市民性都市写作，更与1990年代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写作有着相当距离。它的幽默气质与伦理气息，有着较强的消费性，也与底层、民间等话语结合，成为风靡一时的美学原则。

无论王朔的“俗人”写作，王蒙的戏谑写作，还是刘恒的贫嘴式写作，都在追求一种文学品质——“幽默”。在王朔的幽默中，我们释放了对体制的不满，感受到世俗的快乐，在王蒙的智慧幽默中，我们得到了思辨快感与讽刺乐趣。然而，如果幽默失去真诚体验与沉痛反思，就会陷入话语自我膨胀与幽默的焦虑，从而使世俗性变成无原则认同现实、解释现实的“承认的政治”。进一步思考，《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题目中的“幸福”，蕴含着伦理趣味，也有着反讽气息。刘恒在主流政治和市场层面都获得了成功，将苦难、底层、世俗的生活资源，转化成了资本和意识形态双重规训的典范。然而，新世纪之后，刘恒式的现实书写方式，逐渐与主旋律文艺结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处理苦难和世俗化问题的策略之一。这个过程中，贫嘴的幽默感，则因其不够严肃，逐渐被放弃。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等作品，则让知识分子在左翼美学中找到了书写资源，重塑知识者应对现实问题的话语能力。批判性与反抗性，又与世俗化划清了界限，以另一种先锋的高雅，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超克”。而近些年来，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作品的出现，则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对世俗化的20世纪90年代，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甚至可以说，张大民式的“溢出性语言综合症”，是一个有关1990年代宏大叙事的隐喻：启蒙者为实现集体启蒙理想，不惜牺牲自我愿望，以维护启蒙话语权的区隔作用与稀有性。然而，在外力强烈刺激下，这种欲望遭遇失语困囿，转而关注个体自身，并以反弹的方式，变成“话语的泛滥”。这种微妙的创作主体心态，在贾平凹、王蒙、刘震云等作家的小说，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泛语言化”倾向中，都能看出些许端倪。贾平凹在《废都》之中，希望通过世俗化性爱描写，完成对80年代启蒙的颠覆，进而树立新个体化原则，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则返回古典启蒙状态，将“性”当作一种更纯粹的启蒙力量，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长篇小说，则试图将“世俗”化为先锋性书写的解构狂欢。《一腔废话》更是“溢出性语言综合症”的集中大爆发。在“世俗”与“底层”的交集与分裂之间，在“批判反讽”与“幽默温情”的解构与建构之间，在“话语过量”与“沉默无语”的不断反复与冲突之间，知识者面对现实的态度发生着变化，也暗示着时代的复杂内涵。

注 释

[1] 任继愈：《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转引自褚洪敏：《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学世俗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2]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99,162-163.转引自卢风：《启蒙之后》，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3]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唐长庚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4]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5]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姚国军：《论刘恒小说中的悲悯精神》，《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7期。

[7] 陈中亮：《基本生存欲望的极端探询——刘恒小说解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8] 刘恒：《苍河白日梦》，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9] 刘恒说：“前几年写《苍河白日梦》，终于掉进悲观的井里，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哭不止，把自己吓了一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终于笑出了声音”，选自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

[10]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

[11][13]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75页。

[12]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