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中字】

2024.6.22 朵云轩杜比全景声 上影节之旅的最后一部电影，无比沉重的社会派风格，内心五味杂陈。 两条主线的设计在冗长和精妙互文的界限间左右横跳，价值观的矛盾点主要集中在“残疾人是人吗？什么程度的残疾不算人呢？残疾人有权利生存吗？”甚至“残疾人有权利出生吗？”围绕这些沉重的话题，孩子因为先天缺陷夭折又再次高龄怀孕的女作家，为了取材走进了那个模糊了正常与非正常界限的疗养院，遇见了“为了国家”而立志杀死260个残疾人的护工佐藤。 很难简单用希特勒式狂人来概括佐藤的形象，相比从来不会注意这个偏僻角落的政客和世人，他反而是最直面世界之荒诞的人。残疾人们非正常的言行折磨着护工们，相比其他护工的虐待，他只是说出了谁也不愿意说出的真相，“只是”将这种精神上的谵妄往失控又推进了一步。指责佐藤很容易，那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多数时候并未意识到“他人即地狱”的处境。 作家洋子怀孕的这条主线则将这一思想实验推向更极端的优生学角度：残缺的人有权活着吗→残缺的人有权出生吗？洋子与丈夫的犹疑真实到令人窒息，他们一面缅怀先天残缺三岁即夭折的儿子，毫不犹豫地驳斥他们的孩子没有灵魂的论调，一面不断害怕这个新生命重蹈覆辙。影片最后，丈夫对洋子表白：我想和你好好生活，我永远爱你和我们的儿子正一。洋子回复我也是。他们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永远爱配偶和死去的儿子，不会再有第四个人了，佐藤对这个世界偏执的论断竟然还是得到了验证。 讽刺的是，一群自诩正常和优质的人类在煞有其事地探讨残疾人的权利，甚至使用了一部电影的容量。然而四十个残疾人在佐藤的手下死去了，最后为他们的死发出绝叫的只有他们的家人，故事内外，没有一个残疾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

《月》批评声不断，改编社会事件引发激烈争议。一部电影引起炎上通常是因为内容质量太差或者故意挑衅观众，但今年日本有几部电影在制作阶段就陷入了外界的猛烈批评，《月》正是其中之一。而这部电影炎上的原因，却是因为它勇敢地改编了日本二战后发生的社会事件：2016年「津久井山百合园」大规模杀人案。

前知名作家堂岛洋子，如今却无法创作。为了维持生计，她加入了一家疗养院，专门治疗重度智能障碍者。在这里，她结识了努力的同事阳子，还有一个名字和她一样的女孩阳子，也梦想成为作家，但多次参赛却屡屡受挫。疗养院里还有一个开朗的同事阿圣，他制作纸偶剧目来娱乐身障者们。然而，这家疗养院并不那么简单，洋子发现部分职员竟然欺负身障人士，甚至院长也对此不闻不问。洋子逐渐预感到最不祥的情况即将发生。

改编自日本真实争议事件，《月》电影制作过程屡遭阻碍 2016年7月26日清晨，津久井山百合园前职员植松圣，闯入疗养院杀害居住者，导致19人死亡，26人轻重伤，成为引人关注的重大案件。这个案件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因为死伤人数众多，还因为凶手手法残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实施这一行动的犯人竟然是该设施的前员工。而在事件发生后，大量家属要求不公布死伤者姓名，原因是这些家属不希望外界得知他们有重度智能障碍者——相对于被残杀的事实，这个现实更加残酷。

距离事件发生至今只有七八年，这起事件对大众而言依然历历在目。当年的津久井山百合园在原址重建后，继续收留当年的部分幸存者，并于2021年重新恢复营业。或许让经历当年事件的智能障碍者，无论他们是否知晓这件悲剧，继续待在重建后的“新津久井山百合园”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决定。但对于许多家属而言，他们无力独自照顾这些障碍者，只能送到疗养院去。这呈现了照顾者一方，对于照顾重度智能障碍者过程的无力感与悲哀。

《月》要如何处理这个如同烫手山芋的题材？或者应该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拍摄津久井山百合园的案件？为什么要拍摄这个案件？《月》改编自边见庸的同名小说，小说推出时已经引爆一波舆论批评。当导演石井裕也决定改编这本小说时，曾经表达：

“不能回避这起事件背后的社会共通问题。”

《月》的问题应该这样问：为什么石井裕坚持要拍摄一个让听到梗概就毛骨悚然，甚至义愤填膺的故事？

《月》很可能被拍成一部卖惨的剥削电影，让观众目睹智能障碍者遭到百般凌辱，最终被大量残杀的残酷画面，其中可以插入大量情色与暴力的桥段，满足重口味观众的窥视癖。这种处理手法对于剥削电影而言很正常，因为这个题材是最佳的卖点，不需要宣传就能吸引大量逐臭之客……

但反过来说，这部电影连制作过程都如此困难，推迟数年，完全无法达到剥削电影快拍快赚的捞金目标……那拍成剥削电影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没有。因为石井裕也确实有话要说……他要说出所有人都不敢触及的事实。

《月》小说的主角并非洋子，而是疗养院中的一位居民。主角从事件当事人转变成一位疗养院新员工，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角川影业反对的「不要让智能障碍者当主角」。洋子遭遇喪子之痛，但更痛的是儿子出生到逝世的三年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洋子首先是一位「照护者」才对。在这三年里，她与儿子之间始终有一段距离，不会说话的儿子无法表达痛苦，洋子内心的无力感、疲累与自责感，已经混合成一股无法疗愈的巨大压力。

而如今她成为疗养院员工，再度面对了「不能说话」的对象。而在她无意中发现，某位居民竟然与她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对方却无法行动、听力与言语能力都有障碍，终日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这个瞬间，洋子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为什么这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与我却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个病人，原本也可能是我，或者我也有一天，会变成病床上的她。

这是石井想说的重点，他不认为山百合园是单一事件，而应该是整体社会氛围下迟早会爆发的既定事件。这种事实上已经在日本社会发生过无数次，野岛伸司就曾经根据「水户事件」而写过日剧《圣者的行进》，当时民情也因为水户事件激起愤怒，而野岛在《圣者的行进》里的煽情描写（几近剥削）更引爆舆论炎上。但是，距离《圣者的行进》播映，已经二十六年过去了，类似的社福机构虐待身障／智障者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而且，相信有更多事件被隐蔽不报。

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视而不见」，这点在日本社会更是习以为常。《月》辛辣地撕开社会对智能障碍者的视而不见真相：为什么这间疗养院会位于罕无人烟的山中森林？为什么不成立在交通更便利的市井街区？就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这群障碍者的存在，会「妨碍」「正常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家用法律明定社会不能歧视障碍者，确实，现在没人会对他们丢石头，但另一方面，社会正努力地进行另一种歧视：把他们赶到荒郊野外，当作他们在我们的岁月静好里，从不存在。

《月》的成功在于它对社会案件的写实描写。石井投入了共感这个解方，但他应该也很清楚，这种呼吁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劝说。《月》最后没有出现超级英雄摆平罪行，没有洋子与凶手手牵手流泪和解，它只能让洋子与昌平这对夫妻间重新建立连接、以共感平摊喪子之痛，藉以隐约地告诉观众，只有这个社会不再视而不见我们共同的伤痛，才有可能避免山百合园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这样的结尾当然算不上慷慨激昂，但这已经是一部电影能传达的最大限度诚意了。

所有演员表现都非常精彩，宫泽理惠自不用说，这几年一直「不务正业」演类型配角的小田切让，也交出了非常有诚意的一场特写流泪戏，把这个外表轻浮内心受创的小男人角色，演得令人心痛；二阶堂富美饰演强颜欢笑的疗养院员工，完全让她释放临崩溃的疯癫演技，非常过瘾；当然，饰演全片最辛苦角色小圣的磯村勇斗，表现可圈可点，他从头到尾没有露出凶恶的表情，一举一动却给观众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这部电影没有沦为剥削，有大半功劳要归功于他。

喜欢电影将「墮胎」和「殘障者生存權」以及「作家选择性撰写新闻事件」三個相結合。虽然它整体故事没有呈现好，但是它把这三个议题结合的巧思真的很赞。

（含剧透）

女主是残障者疗养院的护工。她的儿子因为先天性疾病年幼夭折。而她最近有了第二胎，和丈夫在纠结要不要做孕检。日本孕检发现孩子存在先天性疾病，近九成父母会选择堕胎。

而疗养院另一个护工残忍杀害40名残障者，认为“没有灵魂的残障者”活着没有意义。

女主无法接受其他护工对残障者暴力虐待。被护工评价为伪善，一方面珍重残障者的生命权，另一方面却在纠结是否选择做孕检（-潜在侵害胎儿的生命权）

之所以这么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之前和朋友有过极类似的讨论。两年前，罗伊诉韦德案（堕胎合法化）被推翻的时候。

我在论证支持女性应该享有堕胎权，会举两个例子：一为当女性被强奸致孕，应享有堕胎权；二为当女性发现孩子存在基因缺陷的时候，应享有堕胎权。（当然不仅仅这两种情况，但会拿这两个举例）

当时朋友反驳后者是否预设了残障者的生命权低一等，并不适合来到这个世界？

而这部电影就完全带给我更多Pro-life 人士的思考。如果反对侵害残障人士的生命权又为何如此轻易将他者生命权置于母体选择权之下。刚看完的时候震撼程度甚至让我开始质疑心跳法案（胎儿检测到心跳被视为有生命权）的草率。——胚胎的命也是命（????

当然我没有草率地跑到pro- life的阵营，但开始思考其实我反对的好像是「法案并没有权力（此处是权力而非权利）左右女性的堕胎意志」，一份推倒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其实和计划生育本质一样。